本文为虚构故事，灵感来自一组鸭绿江沿岸照片。人物和经历均为文学创作。
我就出生在第六张图片中，一个房子里的人家。
那所房子夹在两根高烟囱之间，墙皮已经剥落，屋顶的裂缝里长着一层野草。夏天一下雨，草叶便沿着檐口垂下来，远远看去，像是房子长出了绿色的头发。
父亲说，那两根烟囱原来一天到晚都冒烟。天还没亮，工厂的汽笛便会响起来，声音穿过江面，撞在对岸的山上，再原样弹回来。那时候，厂门口总有人排队，码头边也停满了船。
等我出生时，汽笛已经很少响了。
只有风从烟囱顶端吹过时，才会发出一种低沉的呜咽，像有什么庞大的东西被困在里面，找不到出口。
我家的窗户正对着江。
母亲不喜欢我趴在窗台上。她总说江上的风硬，吹久了会把人的骨头吹空。可我仍然每天偷偷搬来一只小板凳，跪在上面，隔着蒙灰的玻璃往外看。
江面有时像一块铁，有时像一条皱巴巴的灰布。春天冰层裂开，发出沉闷的轰响；夏天水涨起来，会把岸边的芦苇全部淹没；到了冬天，江面白得刺眼，偶尔有人从冰上走过，远远看去，只剩一粒缓慢移动的黑点。
对岸比我们这边亮。
夜里，我能够看到一排排灯，红的、白的、黄色的。有时还有巨大的招牌，在黑暗中一闪一闪。父亲说，那些灯并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过是电线里的火。
可我觉得那些火会说话。
它们每亮一下，都像在告诉我：江的另一边，也有人在吃饭，有人在争吵，有孩子不肯睡觉，也有人正站在窗边，看着我们。
隔着江看过去，远方总比生活本身更像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父亲在码头工作。
他开的不是停在棚子里的那艘白色快艇。那艘船的船身上写着编号，总有人定期来擦拭，发动机一响，附近的人便会下意识地让开。
父亲开的是一条旧平底船。船底打过很多补丁，木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呀声。水浅的时候，他和同伴便用长杆撑船。那根长杆磨得油亮，顶端包着一圈生锈的铁。
父亲就在这样的船上工作。
小时候，我以为父亲可以用那根杆一直撑到世界尽头。
“江有尽头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有。”
“在哪里？”
“流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尽头。”
“那人呢？”
父亲停了一会儿，把长杆插进水里。
“人走不到的地方，也是尽头。”
我十岁那年，厂里最后一台机器停了。
机器停下来的那天，没有汽笛，也没有人宣布什么。只是母亲像往常一样早早出门，中午却回来了。她脱下工作服，叠好，放进木箱最底下，然后坐在炕沿上，一直没有说话。
从那以后，屋顶上的草越来越高。
过去装原料的仓库变成了堆放渔网的地方。厂房里那些巨大的铁架生了锈，雨水从破洞中落下来，滴在水泥地上。附近的人把能拆的木板和铁皮陆续搬走，只有两根烟囱还站着。
它们太高了，没有人拆得动。
母亲开始在山坡上种玉米。我们家的地很小，夹在两片更大的田之间，像衣服上的一块补丁。春天，她用锄头把土翻开；夏天，玉米长得比我还高；到了秋天，我们把棒子一个个掰下来，背回家，挂在屋檐下。
山坡上有一排红底白字的大标语。
字写得很大，人的生活却仍由一块块小田组成。
我小时候并不懂那句话的意思，只知道每个字都很大。从江上看过去，它们像八扇小门，排列在绿色的玉米地中间。
老师让我们背诵那句话。
父亲却告诉我，字写得再大，也不会替人割玉米。
说这话时，他声音很轻，只够我一个人听见。
每年夏天，江上都会有船从对岸经过。
那些船比父亲的船高，甲板上站着许多人。他们戴着帽子，举着望远镜和相机。船靠近时，有人会朝我们挥手，有人会把镜头对准岸边。
起初，我以为他们认识我。
我也拼命挥手，有时还会跑到江边，站在墙头最高的石头上，希望自己能被看见。
母亲发现后，把我从石头上拽了下来。
“别对着镜头笑。”她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们拍的不是你。”
“那他们拍什么？”
母亲望着江上的游船。
“他们拍他们想象中的你。”
我不明白。
我觉得照片里明明就是我，怎么会不是我呢？
十六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的照片。
那是一名在江边做小生意的人带来的。他从衣服内层取出一张彩色印刷品，已经折了好几道。上面有青山、江水、旧厂房、烟囱和一面在风里展开的旗。
照片下方还有一条船。
船上有三个人。父亲站在中间，双手握着长杆，身体微微向前倾。他的脸模糊得看不清，像江面上的一小片阴影。
我家的房子也在照片里。
二楼左侧那个黑洞一样的窗口，就是我的房间。照片拍下时，我或许正躲在窗帘后面，看着拍摄者。
“这是从对岸传来的。”那人说，“有人把沿江拍的照片放在网上。”
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。
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的方向看自己的家。
原来两根烟囱这么高，厂房这么破，山这么绿，而我们的房子这么小。屋顶上的草在阳光下十分鲜艳，甚至有些漂亮。
我忽然明白了母亲说的话。
照片里没有漏雨的屋顶，没有冬天冻住的水缸，也没有母亲夜里咳嗽的声音。别人能看见父亲撑船，却不知道他的手掌布满裂口；能看见玉米地，却不知道收成不好时，我们会把玉米面掺进野菜；能看见旗帜，却看不见旗帜下面的人在想什么。
可照片也并不完全虚假。
那天的江水确实是蓝灰色的。父亲确实站在船上。母亲种下的玉米确实覆盖了整片山坡。
而我确实藏在那扇黑色的窗户后面。
第二年春天，父亲没有回来。
他的船在上游被发现，船头撞坏了一块，长杆卡在乱石之间。没有人知道他是在雾里落水，还是被水流卷走。母亲等了很久。每天傍晚，她都会去码头坐一会儿，直到山影完全压住江面。
江面仍旧有人劳作，父亲的位置却永远空了下来。
后来，她把父亲的那根备用长杆带回家，靠在门后。
“江有尽头吗？”有一次，我又问她。
母亲看着我，像是想起了父亲。
“江没有。”她说，“人的眼睛才有。”
二十岁那年，我离开了那所房子。
我没有乘父亲的船，也没有从结冰的江面上走过去。我坐上一辆运货的卡车，沿着山路向内陆行驶。两根烟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细，最后只剩两条竖直的线。
母亲没有送我。
她站在二楼的窗口，像我小时候一样，藏在窗帘后面。
许多年后，我在一台电脑上重新找到了那组照片。
第一张是厂房和撑船的人，第二张是江边的浮屋，第三张是玉米地与标语，第四张是一栋巨大的粉红色楼房，第五张是烟囱、旗帜和破旧的码头。
还有第六张。
第六张拍得更远。
青山占据了大半幅画面，江岸边的房屋缩成一排白色和红色的小方块。两根烟囱从树林中升起。我家的窗口只是其中一个黑点。
照片下面，有陌生人留言：
“这里的人每天过着怎样的生活？”
有人回答：“一定很悲惨。”
也有人说：“看上去很宁静。”
还有人说：“像是另一个世界。”
我看了很久，没有回复。
他们说的都不完全对，也不完全错。
最后，我把照片放大，直到画面变得模糊。像素一格一格裂开，山不再是山，房子不再是房子，江水也只剩下蓝灰色的斑点。
可我知道，在那个几乎看不见的窗口里，站着一个十六岁的孩子。
他以为远方的人正在看他。
他不知道，多年以后，真正看见他的那个人，会是他自己。